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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棍棒教育:我在皮带和钢条的毒打下长大|真实故事

来源:http://www.wftzdz.cn 编辑:918博天堂官网 时间:2019/02/20

  他在北京珠市口的美博城开店,卖美容仪器。店里没客人的时候,他就刷手机,看新闻。

  刘浩在手机上看到深圳美团骑手殴打女儿的视频,小女孩被父母持续殴打数分钟,除了掌掴、脚踹、薅头发,还用扫把、衣架、椅子抽打,多次被打倒在地。

  新闻里家暴、虐童的说法让他感觉有点恍惚,“怎么就这么严重了?”按照他少年时候的标准,这就是“大人管教孩子的情况”,事态没有超出这个范围。

  77年生人的刘浩就是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的。他老家在赣东北一个县城,那里家家户户有一把竹枝扎的大扫把,打孩子的时候就从扫把头拔出一根竹丝,竹丝又尖又韧,鞭子一样,能把孩子抽得蹦起来。

  刘浩从上小学开始挨打,主要因为学习不好,“轻的就是扇耳光、凿爆栗、拧眼皮,拧身上的肉;重的就用工具打,竹丝、衣架、衣叉子、凳子、皮带,把粗铁丝做的衣架打变形过好几个,衣叉子的竹杆也打裂过。”

  “一两个月挨一顿狠揍,轻的就数不清了。”

  上初中的时候,因为偷家里的钱出去看录像,刘浩被他爸爸绑在椅子上打。拿皮带抽,断断续续打了半小时,身上跟斑马似的,打到最后,人都歇斯底里了,冲他爸爸吼:“你不就仗着是我老子吗,告诉你,我要是你老子,我也天天打你!”

  这句话成了“名言”,在街坊小孩中间传诵一时,“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也一样挨打,大概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吧。”

  但刘浩最难忘的暴力教育并非打得最狠的,而是跟羞辱有关,“小学有一回我妈拿指甲划我脸,在我的光脸上划出一道道血痕,她说我成绩太差,要划得我没脸上学见人。”

  还有一回,因为期末没考好,母亲命他直身跪在一张小方凳上,保持不动,这时候突然来客人了,“爸妈就招呼客人坐沙发上聊天喝茶,我就继续跪在凳子上,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。感觉很难堪、很尴尬。”一种形而上的痛感爬遍全身,让刘浩不能自已,“客人走了,我还跪在那里,没有哭,就是脸红极了。”

  “可能长辈是这么看的——面子、尊重、自我这种东西只有成年人才有,小孩是不需要有的,所以,我们那儿的小孩多半再世为人,自尊打没了再一点点拾起来,缝起来,重新把自己当个人,或者干脆就不要了,接受自己在大人面前就是没尊严的,北京话叫二皮脸,也是一种洒脱的活法。”

  成年后,暴力教育造成的影响逐渐显露出来,刘浩成了一个“过份保守”的人,“说好听点是谨慎,难听点就是做事情畏畏缩缩,强迫症似的,总是绷着根弦,再三犹豫,思前想后,紧张、怕犯错。”刘浩认为这是小时候挨打落下的毛病,“给打怕了。”

  从前一起混的朋友有改行做医药代表的,现在成了大老板,也有办旅行社的、办快递点的,“他们敢突破,敢试错,以小博大。我不敢。所以我守着一个店做了十几年买卖。”

  暴力教育的另一个影响是变得不爱说话。因为父母与他的沟通方式主要是暴力,少有温情的时刻,日子久了,刘浩养成了把什么事情都烂在肚子里的个性,“在家可以整个礼拜不说一句话。没什么可说的,说错了可能挨打。”

  刘浩认为自己的性格也是生意做不大的一个原因,“生意人应该是性格热情开朗、敲下头脚底板会响的那种。”据他观察,这样的人多是从气氛宽容的家庭出来的,“我老婆就是这样。”

  虽然如此,长大后,刘浩选择谅解父母给予的暴力教育,尽力给他们好的生活,“三兄弟里,我是给钱最多的。”听起来正是个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的例子。

  刘浩的理由是这里面有时代的问题,不能全怪父母个人,“他们自己也是苦水里泡大的。”他提到一个细节:他母亲吃饭喜欢“练筷子”——即伸筷子到菜碗里反复翻搅,力求一次夹出大量的菜肴。这是打小养成的习惯,因为外婆不许她吃饭多夹菜,她就得珍惜每次伸筷子夹菜的机会,“每一筷子尽可能多地夹肉出来。”

  “我妈是这么长大的——我舅舅干什么都行,她干什么都会挨打,外婆曾拿烧火的铁钳打她,头给打出血来;而我外婆,小时候以两担米的价格,卖给人家做童养媳,她又是挨她婆婆的打长大的,没资格上桌吃饭,什么活儿都得干,一不顺心就拿水烟筒敲头,16岁了还没来过例假,累的。”

  “我的长辈、长辈的长辈,都不是从好环境里出来的人,又没读过多少书,对他们要求太高,也有点不公平。”刘浩说。

  他能做的,就是不要再用暴力的方法来管教下一代,“我女儿十岁了。我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。”

  看到深圳美团骑手家暴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,刘浩感到了时代的变化,“打到这样的程度,现在能变成全国的新闻事件,这肯定是时代进步了。”

  “我考上大学是靠脑子好使,不是靠棍棒打出来的。”郑旭说。

  2000年,山西运城人郑旭考上了北京大学。他们那一届高考生,整个运城市一共出了十二个“清北人”,而他的家乡——运城市芮城县下面的某个村庄,打建国后到现在,也只出过他这么一位北大学子。

  读书确实改变了这个农民子弟的命运。大学毕业后郑旭留在北京某央企,从职员做到部门经理,赶在房价腾飞前,靠自己能力买了立水桥的两居室。如今房子车子妻子孩子都有了,成为一个典型北京中产的模样。他的弟弟因为读不来书,现在在家乡开挖掘机。

  很长一段时间,郑旭都是家乡人效仿的考学榜样,郑旭自己却不以为然——家乡教育留给他的是难忘的暴力印象。

  “老师用捅炉子的烧火棍揍学生,棍子是苹果树枝削的,铁锨后把那么粗,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凸起,打在身上,像被狼牙棒锤了一遍。”郑旭回忆上小学的经历。

  时间倒回九十年代初,郑旭在村子里上小学,小学校只有一个老师,只教一到三年级。这叫不完全小学。

  老师姓邱,二十来岁,是个高中毕业生——这种偏远地方的教书差事请不到大学生来干。

  邱老师个儿不高,脸上有痘坑,穿大一号的西装,留郭富城的中分头,烟不离手,喜欢听郑智化的歌,“气质很像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。”

  邱老师管理孩子的方式主要是揍。用烧火棍打肩膀背,用比小指细一点的8号钢丝抽屁股腿,夏天衣服单薄,一钢丝抡下去,屁股就得肿起来,“回到座位没法坐,勉强用半边屁股坐着。”

  郑旭记得一个女同学挨打的样子,“就像被拎起来的鹅,老师揪着她后脖领子抽,她嗷嗷嚎哭着原地转圈圈,躲不开钢丝的抽打。”

  听写作业错了一个字,抽一下;错了十个字,抽十下;组员听写有错,郑旭作为组长也要挨打。郑旭的屁股总是火辣辣的。

  有时候来不及找烧火棍和钢丝,那就手边有什么用什么,邱老师试过把一整包的粉笔,砸在一个瘦弱的女学生头上;更多的情况是直接扇耳光,有一回因为做操时说笑,郑旭被一口气扇了十几个耳光,“脸肿起来,摸上去麻麻的,好像不是自己的脸。”

  总拿巴掌扇人也会累,邱老师发明了一个省力的惩罚规则,就是让亲戚小孩互扇耳光。这是个两百来户的小村庄,孩子们大多沾亲带故,老师把同家族的小孩分到一组,两两配对,让他们互相扇耳光。

  因为没有好好睡午觉,郑旭被他堂妹扇耳光,老师要求必须要听到响儿,“我就跟她说你要使劲!”“挨了十来个耳光,我没哭,我妹妹倒哭了。”

  挨打了不可能找家长做主,家长的态度全部是“老师打你是为你好”,郑旭的父母不止一次地告诉邱老师“娃不听话就打,往死里打”。暴力惩罚天然是教育的一部分,这是当时农村家长的普遍想法。

  学生们也相信这套逻辑。邱老师揍完了人,在课堂上诉苦——老师为了你们太操心了,你们怎么就不争气!“刚挨了打的同学们就在下面哭成一团,数我哭得最凶。”郑旭说。

  “有女同学抱怨老师打得厉害,我还冲上去跟她理论,邱老师都是为你好,你竟然在背后说他坏话!”

  因为相信“打你是为你好”,郑旭揍过他弟弟,“我放暑假回家,听说弟弟学习不好,突然一股劲儿上来了,觉得长兄如父,要教训他一下才行,于是几巴掌甩过去,把鼻血打出来了,他也不躲,低着头受着。”

  这套逻辑郑旭到读大学时才醒过味儿来,“都是哪儿跟哪儿啊,典型的混淆是非,乱扯关系。”

  “老师打你是为你好,那给网瘾少年上电刑也是为他好呢,以前给妇女缠小脚也是为她好呢!打着为你好的旗号,啥都能干了呗?”

  上中学后,因为学习成绩不错,郑旭没怎么挨打,但羞辱和打击的教育方式仍很常见,“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”“看你那屌样子,你十个郑旭也抵不上某某某”“打击你是为了帮助你,只有让你痛了,才会知道进步”,这些都是他耳熟能详的师长言论。

  郑旭完全否认暴力与羞辱教育对他考上名校有任何作用,“别说没用,就算有作用,它也是不对的。色情业还对经济增长有作用呢,你能说出卖肉体是对的吗?”

  要说在他生命里留下了什么影响,那就是对于扼杀多样性的集体主义、对儒家的尊师孝亲观念,充满了警惕、反感,“中国鼓吹暴力教育的这一套,都是从儒家那儿来的,讲究对老师、家长的无条件服从。”

  “人活着,是为了对得起这个生命,为了实现自我;但我们不是,尊重生命的概念从教育的根子上就是弱化的。人就像工具一样,每个人的存在,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好,而是让别人高兴。”

  2003年夏天,郑旭在北京上大三时,听说了邱老师的死讯。

  因为村里的小学校学生越来越少,开不出工资,邱老师不得不去沙场打工谋生,“他去黄河滩边上的沙子场打工,把河沙一铁锨一铁锨装进拖拉机里,休息的时候蹲在沙子地上抽烟,头上三米高的沙壁塌了下来,人直接给拍死了——脖子断了。”

  死的时候才三十岁,还没有结婚成家。

  收到消息的时候,郑旭有点儿高兴——他觉得这么揍学生的老师都该去死,邱老师死了这就是报应!但是这么想完,心里又害怕,“觉得自己太不善良了。”

  2014年,强国论坛就未成年人家暴问题进行了在线%的网友从未打过孩子,有14%的网友称“经常打孩子”。多数网友认为对孩子来说“适当的皮肉之苦没有什么坏处”。

  这个调查结果符合郑旭的判断,就是“现在的教育方式相比我小时候没有本质的改变”。他提到千禧年后,运城市一所异军突起的民办中学,该校以军事化管理和老师揍学生闻名,多次爆出学生跳楼的新闻,但因为高考升学率全市第一,家长依然挤破头送孩子进去,“只要能让娃考上好大学,这方面家长是无所谓的。”

  而从未打过女儿的刘浩,有一个想法和他并不一致的爱人。女儿因为不肯乖乖地学钢琴、学芭蕾,不止一次受过他老婆的踢打,“她觉得家里需要一个唱红脸,一个唱白脸的。不然会养出熊孩子来。”

  “现在女儿已经会看脸色了,见到她妈妈眼珠子一瞪,说话都打结巴。”刘浩有点无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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